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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苏联时期珍贵的历史档案

◇《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

◇蓝英年、徐振亚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0月

在阅读本书之前,并不知晓“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这个名字。据译者蓝英年先生介绍,利季娅一家三代有四位作家,在苏联属于社会名流,其父丘可夫斯基在十月革命前就很有名。但在中国,父女二人似乎都没有什么知名度,这兴许与他们在苏联并不“走红”的另类姿态有关?——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真理报》高调展开对他的批判、苏联作协随即将其除名时,丘可夫斯基和利季娅父女俩,公开给予帕斯捷尔纳克诚挚的支持。他们也是索尔仁尼琴始终的朋友与支持者,上世纪60至70年代初,丘可夫斯基的家和别墅,是索尔仁尼琴长期寄居的避难所。1980年,著名物理学家哈萨罗夫被流放,利季娅不顾自身安危,尽力奔走呼号。

在苏联,利季娅也许算不上最杰出的作家,但在赫鲁晓夫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她却以大义凛然的姿态,成为少数坚持记录历史真相、“捍卫记忆”的作家。

在苏联,利季娅也许算不上最杰出的作家,但在赫鲁晓夫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她却以大义凛然与极权政治不妥协的“异议”姿态,成为少数坚持记录历史真相、“捍卫记忆”的作家。与索尔仁尼琴一样,利季娅的文学写作,将真理的表达和捍卫放在了第一位。1939年,大清洗的恐怖尚未结束,利季娅便动笔写出了表现大清洗中普通家庭悲惨遭遇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

索尔仁尼琴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是一部社会档案式的对斯大林时期劳改集中营血腥历史的全方位记录,而利季娅的中篇小说《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则通过一位母亲的视角,揭示了大清洗带给普通人的恐惧和绝望。

小说的主人公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是一位出版社的打字员,善良、敬业,因工作出色而成为业务骨干,并以非党身份被选为工会委员。尽管索菲娅的生活并不理想:私房在革命之初被几个家庭挤占,她与儿子蜗居一间小屋,单位上官僚味十足的党支部书记和心术不正的女工会主席,总使她的工作时有烦恼;然而,周围毕竟有不少使她爱惜和尊敬的人:出身不好的女打字员娜达莎,工作卖力,孤苦伶仃,对她十分信任和依恋;年轻有为、待人真诚的社长,不仅有魄力,还充满人情味,对普通员工给予充分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索菲娅还有一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儿子科里亚,科里亚考上机械学院后,是生产能手,并因技术创新而上了报纸。在忙碌的工作中、在周围人的肯定与尊重中,索菲娅到底感到一种幸福和满足。

然而,1937年大清洗开始后,索菲娅的生活变得不平静了:开始是身边熟悉的人中,不断出现“坏人”,后来是社长,再后来是自己的儿子、儿子的好朋友,一个个被逮捕。索菲娅与成千上万的“犯罪人”家属,在饥饿与严寒中通宵排队,向冷漠的官方机构打听亲人的下落;接着又到另一个地方排队,索菲娅渴望能够得到儿子确切的信息,她甚至怀着询问和申诉的期待。但两天两夜排队的结果,是几秒钟冷漠简单的答复。

她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自己跟队列中其他犯人的家属不同,她的儿子不可能是反革命,一定是搞错了。直到娜达莎“畏罪”自杀,自己离开出版社一年之后,她还在试图“上访”,直到邻居警告这无疑会提醒组织将遗漏的她捉去流放,她这才罢休。

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文学迎来了一个短暂自由的“解冻”时期。1962年,索尔仁尼琴描写劳改犯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得到赫鲁晓夫肯定而出版,利季娅也拿出藏匿了二十多年的《索菲娅·彼得罗夫娜》,出版社欣然接受、高度重视,当即预付了她60%的稿酬。然而不久,“‘上面’改变路线了”,“还要多谈成绩,不要只谈错误”,刚刚露头的“揭露”被叫停,利季娅这部小说最终被取消出版。在回忆录《被作协开除记》中,利季娅详细叙述了这个事件,展现了1960年代初苏联文坛风向标随政坛气候摇摆不定的戏剧性一幕。

二十二大通过为被折磨致死的无辜者建立纪念碑的决议,就像古代修建的圣贤祠。通过是通过了,但却没有执行。恰恰相反,就像1965年“被告人”大言不惭说的那样:“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必要记住“所发生的事,主要的是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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