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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冬季图书观察】历史学家的谨慎和节制

【历史篇】

[英]李提摩太著:《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传道的同时,也设立专门机构致力于启蒙教育和文化传播,通过开书局、办报刊,向官员、士绅和社会下层的读书人赠送书报,介绍西方的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广学会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1889年,广学会办的一份名为《万国公报》的月刊开始发行,两年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来到上海担任主编,在这份刊物里,中国读者获取了大量有用的知识。经过广学会的不懈努力,《万国公报》不断改进内容,发行量逐年提高,在社会下层年轻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激发了康、梁之辈的变法维新思想,对戊戌变法运动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启蒙作用。

彭剑:《清季宪政编查馆研究》(北大出版社,2011年7月)

宪政编查馆是清末预备立宪期间在中央设立的一个专门负责宪政改革的机构,它既负责编译各国政治法律书籍,研究各国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向朝廷提供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咨询,又要承担一定的事务性工作,如对各省政情和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统计,编辑《政治官报》,负责出洋考察宪政,它还是朝廷施行预备立宪的督导机关,负有对各部院、各省筹备宪政的成绩进行考核的职责。一个如此重要的机构,自成立以来,它的组织、人事、职能、沿革情况如何,它和帝后王公、权臣疆吏、中央各部、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如何,它在预备立宪期间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就,本书所述甚详。

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各出版社纷纷跟风,上月逛王府井书店,架上带有“辛亥”二字的书有上百种之多,但在取材之广博、考证之缜密、立论之严谨上,鲜有超过张先生这两本书者。

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

民初的联省自治本是清末地方主义的延伸,它的出现有着特殊、复杂的政治背景和思想渊源。袁世凯死后,南方各省对北洋武人把持下的中央政府极度失望,尤其是当孙中山以广东为基地公开讨伐北京政府之后,夹在南北之间的省份深怕战火延烧到自己,在国宪未定、国家行宪之日无望的背景下,湖南首倡省宪,四川、浙江、广东、江苏、湖北、云南、贵州、广西也纷纷制定自治法,他们积极协商联省自治,把保境安民视为地方政府的责任。台湾学者胡春惠先生这本书,从清末地方主义形成的根源一直写到民初各省独立、自治直到联省自治的成因,史料丰富,广征博引,见识独到,解析透彻,是研究民初地方自治历史极有分量的著作。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1月)

1934年的中央苏区有多大面积?有多少人口?年产多少粮食?能不能养活十几万红军和七八万苏维埃政府干部?拥有的经济资源能否经得起第五次反围剿的消耗?这些都需要国共双方详尽的历史档案和可靠的统计数字来回答。在赣南、闽西只有二三百万人口的狭小区域,要供应十多万军队作战,要承担庞大机关人员的开支,维持政府的运转,其财政的紧张可想而知。

作者在第五章“消耗战中的资源陷阱”的第一节,用了一万多字配合统计图表细致地研究苏区的人口资源和物质资源,又用了27页描述红军挖掘经济潜力的手段和民众不堪重负的情景,多引用苏区的各种调查报告、考察纪要、领导讲话、会议纪录和报刊文章中的数据说话,如考证苏区干部的人数,细心推算,不惮繁琐。“扩红”曾逼得干部自杀、民众逃亡,这样的材料在以前的近代史著作里从未见过。苏区在“肃反”中胡乱杀人,更是个难以绕开的问题。

叙事的可信度建立在细节真实的基础上。展示苏区后期的困窘、暴力、失败的史料,的确需要一定的胆识,点到为止不愿细说是可以理解的,从史料的剪裁上可以看出黄先生的谨慎,他更多的只是摘录片言只语,大段的、有情节的引用并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事件描述的完整性。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历史学家面对敏感的史料,应有冷峻和节制的态度,不作过多的、不恰当的情感流露,不对任何一方指责和回护,应当严守中立,一字之褒,一字之贬,都要慎之又慎,只要把真相摆在那里,把事情交待清楚,读者自会评判。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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