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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日记中的吃饭问题

 

顾颉刚。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1960-1961年,全国普遍处于饥馑状态,顾颉刚一家六口,也只能勒紧腰带过日子,虽然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有古书古董可以变卖,能领到国家的补助,但要吃饱饭并不容易,他此时的日记里留下了大量对付吃饭问题的记录。

《顾颉刚日记》卷帙浩繁,无所不记,举凡风物人情、学术研究、钱款账簿、诗词唱和、月旦人物无不涉及。顾颉刚才情之纵横尽在日记里发露,然而这一代学人生不逢时,战乱、迁徙、流离、疾病……在在影响学术的长进,按照顾颉刚的说法,自己既不能早生数十年,走清代朴学家的道路,又不能迟生数十年,享科学家的生活,恰恰偏逢乱世艰难问学。等到了1960年代,吃饭问题又空前严重起来,他不得不花费心思去对付吃饭。

哀民生之多艰

日记对吃饭的记录集中在1960、1961年,尤以1961年最为突出。顾颉刚在1960年2月1日记载:“接高洪池信,悉其父逝世,函中述及宿县生活,一般以白菜籽及胡萝卜为主食,粗细粮俱无。渠一家四口均浮肿,无法医治。迩来流至北京当保姆而无粮食证者亦以安徽人为独多。何以淮河已治好,而彼处农村尚如此,深所不解。”对普通人尤其是农村人而言,若无维持生存的口粮,再加之其他技能全无、人口流动受限制,即便寄居他处也缓不济急。

何况灾荒程度很严重,“昨志成来,为言近两年之灾荒为八十年来所未有,如在解放前,将饿死人民两千万。今日不饿死一人,只是供养紧张,不吃好饭耳。予因念从前城市居民只吃西贡米或仰光米,任何饥荒都感觉不到,此亦罪孽耳。”(1961年1月17日)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这次灾荒是“特大灾荒”,此时身为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的顾颉刚同样要面对饥馑,何况顾颉刚一家六口,要想吃饱饭是不容易的事,“家中买不到菜,粮票亦不足,本决定到高级饭馆吃一次,以其不用粮票也。然萃华楼五人之菜二十二元,森隆则四十余元,故只得到俱乐部吃晚饭,付粮票一斤,静秋饿了肚皮回家。”(1960年11月27日)市场萧索,所以妻子张静秋为了让孩子和丈夫能多吃点宁愿自己饿肚子。

政协文化俱乐部吃顿好饭

身为政协委员的顾颉刚能在政协所办的文化俱乐部食堂吃饭,然而也让人气馁,“湲儿初愈,静秋要她吃一顿好饭,于上午十时半携至文化俱乐部,则已在排队,轮至静秋时无菜但有汤矣。不得已四人吃番茄口蘑汤五碟,以咽面包,然因此食面包多,四人花至一斤二两粮票,本月中少却一天粮矣。供应紧张,即此可知”。(1960年11月20日)粮票规定的人均口粮难以为继,意味这个月不能在公家食堂吃饭了。要想吃好饭只能出外就餐,可所费不赀。即使有条件上馆子也不爽快,尤其排队时间之长令人欷歔。顾颉刚1960年12月18日记载一名叫尹受的人(似为顾家帮工)代为排队所遭遇的烦躁苦楚:

青海饭店新设,有手抓羊肉等菜,因欲与家人一尝之。今晨烦尹受前往排队,自上午五时冒寒前往,至九时半乃归,取得四十八号牌,心以为可得饱餐矣。十一时半与四儿同往,至则门紧闭也,待半小时,开矣,而不许挤进,谓当按号入内,在门等待,先则谓可携一儿,继则一儿亦不得带,予遂只得归饭矣。我来回只一小时,且在中午,未觉苦也,而尹君乃以极寒之夜,极早起身,在檐下静待至三小时,大苦矣。记与此,以志予感。

从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全年,顾颉刚全家的吃饭问题越发严重。张静秋在家做饭次数明显减少,出外就餐次数有限且人太多,实在无法忍受。若全家都去政协所办食堂吃饭,粮票又不够用,“静秋为了粮食减少,副食品难买,常要我到政协文化俱乐部进食,以该处每餐只收粮票二两,且供应较丰也。然该处限制綦严,必须亲到取条,又必须早到取条,故每饭必须费去两小时许。予正赶《尚书》工作,如何得此闲暇!”(1960年12月23日)。由于政协委员携带家眷过多,更根本在于物质减少以致供应紧张,文化俱乐部餐厅改变了章程,规定每一委员只许带一人,每餐一位客人消费二元八角或三元五角。

然而不管怎样还得去吃,否则只有饿死。此后顾颉刚听从张静秋的意见多次去政协文化俱乐部就餐,“与静秋、三姨到南河沿文化俱乐部午餐”。(1961年2月27日)“全家到南河沿俱乐部饭”(1961年4月9日)。面对普遍的饥馑,政协文化俱乐部餐厅所做政协委员只能携带一人的规定并没真正贯彻,为了吃饭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顾颉刚日记。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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