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阅读:

“21世纪将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年代”

饶宗颐认为,国学是国人的文化精华和宝库,蕴含着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他忧心,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许多知识分子过多地向外追逐驰骛,甚至不惜放弃本位文化。

踱步方桌前,满头银发的饶宗颐挥毫泼墨,行云流水间,四个苍劲而又飘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写就。

“六合即为天地、世界。”饶宗颐收笔,位于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声雷动。

创立于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内外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的专业学术团体,有着“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誉。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等文艺翘楚先后担任社长。百余年间,西泠印社名家辈出。

已迈入望百之年、与季羡林并称“北季南饶”的饶宗颐,2011年岁末被推举为第七任社长。2012年炎夏,他踏访孤山社址,兴之所至,欣然握笔题字。

那寄寓了厚重期许的四个字,亦是著作等身的他潜心治学历程的真实写照。

“无家可归”

14岁那年,刚升入中学的饶宗颐迎来了学业生涯的转捩点——退学。因为,学校教育已不能满足他对于知识的渴求。这是一个颇需勇气的决定,彼时,他才完成潮州城南小学的学业不久。

出身于广东潮州一个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开始诵读经史、文赋、诗词。名字饶宗颐,源于父亲希望他能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家中“天啸楼”藏书数万册,天资聪颖的少年饶宗颐徜徉其间,尽享阅读之乐趣。

两位伯父嗜好收藏,存有众多碑帖、拓本及画作,更为他习书作画创设了有利条件。学有所得的他尽显少年老成,在与书界名流书信往来时丝毫不显稚气,许多人并不知晓,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岁。

少年时期的广泛涉猎,为他奠定了坚实的学养基础。1932年,父亲因病溘然长逝。饶宗颐开始续编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发表之后,《潮州艺文志》填补了潮州艺文领域系统的著作实录的空白,成为研究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自此,潮学研究与饶宗颐结下不解之缘。

“假如不从地区做起,就没有办法写成比较可靠而且可以传之永久的全国性历史。”多年之后,饶宗颐仍旧在倡导潮学研究,在他看来,国家的历史研究应该从地区做起。他以外国的史学研究为例指出,大的题目研究完了,“地区的、个别的,甚至一个建筑物都可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题目”。

潮学之外,饶宗颐在众多领域皆有建树。从垂髫稚童到耄耋之年,他跋涉在浩瀚的典籍之中,将文史哲艺融会贯通,研究范围纵跨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出版专著七十余本,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篇。

有人诧异,为什么他的学术研究遍及各个不同领域。饶宗颐解释说,这是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好奇心使然,“希望寻根究底”。

“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个领域。”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还记得,饶宗颐曾在授课时提及,“文科不同于理科,过分强调专家、专门,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无家可归’。”

福地香港

香港是饶宗颐的福地。

1949年初,为了编写《潮州志》,饶宗颐赴香港查找资料。其间,因儒商方继仁先生挽留,饶宗颐留居香港,潜心学术研究,直至1979年9月。

“香港是个避风港,有这么几年的安定,很重要。”饶宗颐常把香港比作建安时代的“荆州”,二者的共性在于,都为学术发展创造了相对安宁的条件。

这个开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给予了饶宗颐足够的包容,也成就了饶宗颐学术生涯的又一次蜕变。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林仰山慧眼识珠,不拘一格邀请饶宗颐赴港大任教。

借此机会,饶宗颐的研究视角得以进一步拓宽,亦有更多的机会与世界各地的学者开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证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远渡重洋去法国研究敦煌学……每到一处,饶宗颐都致力于开拓学术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饶宗颐发表了《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藏于伦敦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典籍全文录出,兼作笺证,阐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头活水,引发了欧洲人对于道教研究的热潮。法国巴黎大学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教授认识到了这本书的重要,将此书定为教材。“东学西渐”的历程中,饶宗颐开风气之先。

留下脚印,证明你来过。

发表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评价:
用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