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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小说】我的回扣

2005年国庆节的前一天,我上了去呼(呼和浩特)市的火车。

离京前,我把告状信的复印件给李秉义寄去。李收到的当天,就给我来了长途,说,“来吧来吧,好久不见了,来玩玩。”

我说,“我是去办事的,没有功夫玩。”

他说,“农民的事,闹不机密(清楚),毁林占地是大事,那毁林的,就是一个下了台的村长,咋的个就动不了?这里面肯定有文章。你这书呆子,住在京城,毬也不知道一条,就跑来帮人家打官司。”

我气了:“废话少说,你能不能帮忙吧?”

“毬大的事,我早就跟法院说哈(下)了。”

李秉义是呼市人,是我在铸锻厂时的工友。1970年代,我们吃的是一锅饭,点的是一盏灯。后来他上了工学院,我回了北京。他毕业后搞过技术,当过厂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混上了什么区什么局的局长,听着挺吓人的,其实不过是科级。

人家说:出了事,美国人找律师,中国人找熟人。我找李秉义,李找法院院长。

火车上没事,我又拿出那封告状信。信后头有57个深浅不一的红指头印,旁边写着人名:程豆豆、崔大正、陈青蛇、李渠渠、刘丑儿、郑焕焕……看着人名,我回想他们的模样——程豆豆,厚嘴唇、红脸蛋,笑眯眯的,戴个狗皮帽子,拿个放羊铲,整天吆喝着百来只羊。当时才八九岁,一晃就四十大几,还当上了村长。崔大正,连鬓胡子一直长到了眼眶,小目高鼻,嘴大唇薄,一说话,下嘴唇就一撇一撇的。据说,蔡、崔、何、胡四姓,祖上都是胡人。据说匈奴让鲜卑灭了,这崔大正八成跟鲜卑有点关系。

大正原来是内蒙钢厂的团委书记,1960年厂子下马,他带头回乡。可他出身地主,回村后就成了“黑五类”。我们知青出身好的也不多,跟他这个乡下知识分子不免沆瀣一气。新时期,大正成了乡里的精英,程豆豆当上村长,他就成了智囊。给我寄告状信,给我打长途,要我找“焦点访谈”,恐怕都出自大正。在乡下智囊眼里,“焦点访谈”就是党中央,而北京人找中央办事,就像到超市买方便面一样。

阎连科说,在他家乡的农民看来,知青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高等动物。村里把知青当祖先似的供着,因为知青能给农民带来急需的票证,能给队里弄来短缺产品。而知青们呢,则把蜻蜓点水式的下乡当成忆苦思甜的资本,把农民的愚昧,当成日后的谈资。好像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几辈子受苦是该着,是天经地义。

阎连科的文章我是三年后才读到的。他说的在理。我确实把下乡当成苦难的标志贴在脑门子上,课上课下忘不了跟学生炫耀。豆豆、大正们肯定也会像阎连科的乡亲们那样,把知青视为特权阶层。当时坐在火车上,我既无这种反思,也无由此带来的不安,光想着见法院院长说什么。

院长在他的办公室的床上接见我。

李秉义开门见山:“这是我的老朋友,北京来的教授,来帮土左的老乡打官司。”

院长伸出左手跟我握手——他的右手正在打吊瓶。

“院长咋个病哈(下)了?”我模仿内蒙人的腔调问。

“算不了啥大病。就是个感冒。”

李秉义给我介绍院长:“他两年前刚调上来,了解下边的情况。”

院长盘腿坐在床上:“上访信我看了,按下那么多手印,民愤大咧,这种灰哥抛(坏蛋),可得好好整搓整搓。”

我们商定,第二天是国庆节,院长带上法院的人回察齐,让我喊上村里的人也到察齐。院长要问问那里的公安、司法,这件事是咋闹的。

一出法院的门,我就给大正打电话,告诉他第二天上午十点到察齐宾馆大堂见面,并把院长的话学了一遍。李秉义挺帮忙——两辆车借下了,一辆公安的,一辆区政府的。明天一早出发,十点前到察齐。

事办完了,我拉着李秉义去吃莜面窝窝。正吃得香,手机响了,是豆豆。

“大哥,我们求求你,明天别来了。”

我吓了一跳:“为什么?出了什么事?”

“旗里早先下过文,不准干部带头闹事。”

“你是为了保护环境,怎么是闹事呢?”

“大哥,人家说告状就是闹事。你带的人一来,我的罪名就定哈(下)了。”

“这样吧,你派个能把事情说清楚的人到察齐。你不出面,行不?”

“不了不了,我们再也不敢了。求你别让他们来!”那边已经成了哭腔。

“让崔大正跟我说话!”

留下脚印,证明你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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