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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更文明了吗?

“道德进步”:一本书与一种历史观

科技的发展,经济的进步,能否带来人性与文明在道德意义、精神意义上的提升? 

几年以来,我心里时常萦绕着两个问题:我想知道自由主义如何看待历史,也想了解人类的动物伦理意识之演变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叙述。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了对历史的理解方式,并且我相信对两个问题的回答,都不免涉及“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的思想、学术都对“道德进步”讳莫如深、避之惟恐不及。如今,斯蒂芬·平克的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何以暴力在降低》一书出版,终于将这个久违的关键词带回我们的眼前,逼今天的思想者不得不再次正视这个概念。在此,我想追述读到此书之前、之后的一些思路与心得。

平克在新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指出,关于人类的历史,最重要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暴力在近五千年的历程中一路降低、减少

自由主义的历史观

2011年3月,北京清华大学国学院召开一个以伊赛亚·伯林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有幸与会。会上所邀请的西方学者,多是比较知名的思想史研究者或者伯林的门生兼朋友,专长集中但各有所见,所以会上的讨论对我有不少启发。我自己所提的论文,探讨伯林对于历史的看法,主要以他1953年对历史决定论的批评为参照。其实,选伯林这篇文章为主题,只是要找一个入口,我心里真正想追究的问题是:自由主义如何看历史?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是什么面貌?

我的论文浅尝辄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正面的答案。不过,在场的纽约大学教授斯蒂芬·卢克斯发表他的看法:自由主义的历史观就是“道德进步”,令我有乍闻空谷足音的惊喜。

我读过当代道德哲学家彼得·辛格的《扩张中的圈子》(1981)一书;所谓“扩张中的圈子”,表达的就是道德进步这个概念。我也涉猎过一些近代西方思想史,略知道德进步在其中所占的枢纽地位。对“道德进步”这个概念的逻辑与历史,我并不完全陌生。

不过,要用这个概念来铺陈自由主义的历史观,我始终觉得棘手、忐忑。在今天,愿意正面肯定甚至于追求道德进步的人,相对而言是少数。即使20世纪的自由主义,虽然仍旧以维系文明、推进理性为念,但在对抗极权主义之时,也并不以“道德进步”为主要的诉求。伯林、波普尔、阿隆等所谓“冷战自由主义者”,为了对抗当时盛行的历史理论,投注了很大的心力,探究历史的性质与历史知识的逻辑。他们认为,任何目的论历史观,都违反了历史知识的不确定逻辑,也化个人为历史洋流中的浮游群落,剥夺了个人面对历史时的自主与责任。在他们眼中,无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还是18世纪启蒙时代的进步史观,由于其内建的目的论,皆不例外。

可是回到20世纪以前,情况并非如此。在近代西方,“进步”是一个引领风骚的观念,也是一个旗帜鲜明的理想,与保守主义及浪漫主义分庭抗礼游刃有余。毕竟,18世纪以降,科技快速发展,革命与改革带来了制度创新,人口的流动频繁,世界的范围急速扩大,生活的品质提升、内容日益丰富,思想上更有大胆的突破,西方社会似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自诩大幅度的改善与增长。在这种围绕着“进步”的乐观情绪之下,人类文明本身,人性、人心的品质,看来也能逐渐提升。大家期望,随着知识、生产力以及理性地重建社会的机会之增长,文明、社会与人性的整体质地,也会呈现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进步。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无论在欧洲大陆,还是在苏格兰,均受到这套“进步”的思想之激励,发展出了一套“进步史观”。粗略加以分析,进步史观包括了几个主要想法:

第一,历史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拿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阶段作比较,可以发现其间在生活品质与文明程度上的进步;

第二,各个阶段之间的发展动力,在于“求生方式”的不同,即生产方式的变化;

第三,这些阶段的历程,对所有的文明都适用,因此各个文明之间可以做对比,从其间的差异看出各个文明的进步程度之先进或者落后;

第四,阶段的递升指向一种历史目的论,即历史朝向某种终极的“文明”状态前进,是为历史的圆满完成(或者说终结)。

亚当·斯密的四阶段说,马克思的五种社会生产方式说,乃是这类理论之中最完备而且影响力最大的两个例子。其他如维柯、孟德斯鸠、休谟、弗格森也都曾在这个思路上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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